黄仁宇（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美籍华人，历史学家。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博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安禄山之叛唐及其余波，扰攘达七年之久，不是当时发难的人和对方所能预测。从短时期和近距离的资料看来，这事件应当可以防范，既已发生则应迅速解决。安在中国史书里称为“营州杂种胡”。实际他父系祖先出自苏定安（Sogdiana，中亚腹地今属苏联），母系则为突厥，在当日中国的边区，他的背景并不算特殊，营州则为今日之热河。当他在范阳（今日北京附近）发难的时候，已有很多中国文臣帮他策划。他所统率的部队十五万人，以一日六十里的行军速度南下取洛阳。唐朝各库房的兵器多腐朽不堪用，民兵也没有训练，此时的“府兵”也多数已成具文，不仅各处没有“勤王”的行动，安的部队还有向淮河和汉水发展的趋势。所以安在公元756年的年初自称“大燕皇帝”，已有将唐朝推翻的模样。可是叛军没有立即西进，给唐军一个在潼关地区增强防御的机会。这时候郭子仪和李光弼又从山西进兵河北，重新光复很多州县，忠于唐室的各地方官也乘机策反，有占领整个“敌后”的可能。只是玄宗朝也没有利用这种机缘，皇帝的敕旨首先就将守潼关的两个将领——封常清和高仙芝——以由陕县退却的罪名判死刑，次之又将一个老病而无心战斗的哥舒翰推上前线，又不让他坚守潼关，以待河北官军扩张战果，使安禄山腹背受敌，而强迫哥舒翰仓促出战，以致一败则不可收拾，安禄山因此人长安，郭子仪和李光弼的侧翼行动也不能生效用，只好由河北经晋陕向甘肃撤退。倘使这时候皇太子忠王李亨也随着玄宗李隆基入蜀，以后的发展，还可更不能逆料。实际上经过马嵬驿的兵变，杨国忠被军士胡乱地杀死，杨贵妃在众人威胁之下由玄宗命令缢死，史书上留下了一段当地“父老共拥太子，马不得行”的情节，于是玄宗南奔，不久就被“尊”为太上皇。太子则北上，一路收拾败兵流卒至甘肃之灵武，文武臣不及三十人，也通过群臣劝进，“六上笺，上不获已，乃从”的公式，即皇帝位，等宣告玄宗已经没有用场，他就取而代之，因此他就成为兹后历史上的肃宗。灵武的新朝廷收容了郭子仪和李光弼的部队，又以和亲政策，得到回纥的襄助，以一年三个月而收复长安，又一月而收复洛阳。安禄山已在肃宗发动攻势之前被他自己儿子安庆绪的手下人谋杀，安庆绪则在由洛阳退返河北之后给安禄山手下名将史思明所杀。史思明也是“营州突厥杂种胡”，他在757年杀安庆绪之前，曾率手下八万之众降唐。肃宗明受他降，暗派人刺杀他，被他发觉。所以他又自称“大圣燕王”，又再陷洛阳。以后在与官军作战不利时为他的养子史朝义所杀。史朝义则被部下李怀仙所杀，事在763年，自此，安史之乱，才算结束。当时玄宗和肃宗都已相继去世，史朝义传首京师之日已是代宗李预的一朝，他也是唐代面临这次变乱的第三位君主。我们今日在20世纪末期重新检讨这8世纪中期的一段史实，很难在仓促之间，得到确切的结论。前人留下了很多论说，有如《旧唐书》责备杨国忠，说他以便佞成为宰相，颐指气使，等于逼着安禄山造反。“由是禄山惶惧，遂举兵以诛国忠为名”，也说及玄宗任人不当。安禄山“性巧黠”，又“厚赂往来者”，玄宗就让他为平卢、范阳、河东三节度使，又让他兼闲厩陇右群牧使，楼烦牧监，以致将边区蓄养战马的权力都断送到他手里去了，再听任他以蕃将代汉将，一步一步的鼓励他造反。更让安禄山拜他自己为父，杨贵妃为母。《资治通鉴》还提及“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使宫女以彩舆舁之”，玄宗为之赐贵妃洗儿钱，于是弄得宫廷内外和朝堂上下不成体统，好像这些事也是安史之乱的原因之一。也有些史家认为任用蕃将是一种失策，其咎在李林甫。因为李恐怕文臣入相出将，与他争权，所以怂恿玄宗任用蕃将，好在他们缺乏中国文人的涵养不能在朝廷里做大官，不料将国防重任交给他们，反为他们所制。以上各种解说，都有牵强附会的嫌疑。真与失真不说，其提出的见解往往是以人事上的片面传闻来解释很多组织上与制度上的大问题。玄宗于天宝元年（742）置十节度经略使，规定十个国防区，共有镇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余匹，是个在纸面上讲来非常宏大的计划。以前各边镇的兵力游离不定，这时候人力与资源的分配有如现代军语之所谓“建制”，已赋予固定性质。可是我们仔细看来，则又知道这种堂皇的计划，仍犯着“官僚主义”的毛病，不能离开“金字塔倒砌”的“间架性设计”，以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去笼罩真人实事。如以言人员，则此时府兵制度大致已成具文，却又没有完全放弃，边区士兵大部由于招募，称为“健儿”与“彍骑”，自737年之后一律长期服役，其中多数则是蕃人，有些还带私马。有如747年高仙芝出葱岭，“是时步兵皆有私马自随”。安禄山防区最成问题的则为契丹及“匈奴别种”之奚（Tatabi），他们经常与安所统属的官军作战。而安禄山叛变时其南下部队却有大量的契丹兵和奚兵，后者即在长安出现。他既曾邀准玄宗以蕃将三十余人代汉将，可见得他组织的杂牌部队，以蕃兵为主体已非一日。如言马匹，则除私马之外，政府并未如若干历史资料之所称，控制大量之战骑。《新唐书》“兵志”说：“开元初，国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以空名告身市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雠一游击将军。”也就是以卖官鬻爵的方式揽络少数民族控制的马匹。王忠嗣也是与安禄山大概同时的节度使，他的传记里也提及，“至互市，辄高偿马直，诸蕃争来市”。他在兼任河西陇右（宁夏甘肃）节度使的时候，就将原任河东朔方（山西陕西）区域的马九千匹调到兼任区域，也可见得政府所牧马匹有限。再谈到给养，则边军所用大多得之于屯田。长安附近一带在玄宗初年常受天灾，食粮供应不及，甚至朝廷也要迁往洛阳就食，这时候谷物的供应，大都出于华北平原，北至河北一带。玄宗中期以后，情况好转，北方的税粮改用绢布交纳，但是物资仍是由各地汇集到京畿地带。虽然我们无法确悉当日补给情形，各项纪录却没有一个由中枢做主，统筹支配这十个国防区补给的记载。至安禄山之叛变已成事实，《旧唐书》“食货志”云：“两京仓库盈溢而不可名。杨国忠设计，称不可耗正库之物，乃使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更可见得平日两京物资不用以供应边防，如果经常支用时，战时只会加强其出纳，而不致另出主意，以令人民买僧道度牒，即是出资捐买免除赋役的执照，以作筹款的方法。所以从各种迹象看来，边防司令官之称节度使者，兼管民政，靠自己的机智和统御经理的能力买马招兵，屯粮制械。除了少数情形之下由中央政府津贴外，一般以防区自给自足为原则。越像安禄山这样的人物，“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越能看透地方的详情，洞悉人力和物资之所在及征集方法。玄宗也不是糊涂虫，他早知道安禄山能干，足以独当东北军事之一面。只是他的功效愈高，也愈不容易替代。皇帝愈是屈折自己去奉承他，更被人家看出安禄山必反。这当中也产生一个国防组织与文官官僚组织性格上互不相容的形势：边防着重实际情形，以唐代北方游牧民族之盛，防区以疆域大、资源活用为有利（安禄山外其他各节度使也是一人统辖数区）。司令官以职业化，长久留任，与当地民情风土融洽才有功效。简而言之，这是一种需要有组织重点，能够发挥迅速确实的功效的一种结构。全国官僚机构的组织则先以仁义道德的立场，造成行政的逻辑，一意保全大体，愿意牺牲局部。在这种前提之下，人事关系之合宜，超过对工作效率的需要，又要注意淳朴雷同各种职位能互相转让互相交换，不容许任何一方面突飞猛进。即在安禄山叛变之前，这两种组织精神相反，已经有了不能并存的趋向。例如王忠嗣和牛仙客都在边区表现干才，回头到长安却被贬屈或不如意。张守硅在幽州掩饰战败。鲜于仲通讨南诏大败也有杨国忠为他掩饰，反叙战功。即是前述抵抗安禄山的战略失宜，也仍因军事方面的部署，先要满足政治需要之故。所以安史之乱可以看作这两种体系的冲突所引起的一场变乱。长安的政府也早洞悉这中间的蹊跷。李林甫为相的时代，就开始以文人在京“遥领”节度使，而在当地另由武臣实际掌握一切。只是这种办法，只能装饰门面，不能消释内在的冲突。至于“蕃将”，则不是问题的重心。他们的出现无非显示官僚机构与军事组织格不相人。以外国人任高级将领，反可以缓和政治上的摩擦。高仙芝为高丽人，李光弼为契丹人，哥舒翰为突厥人，并没有因此滋事。至于安史之乱经过七年多，则可见得拥蕃兵造反，易放难收，当日作战的方式是纵容士兵掠夺，一经开始，也不可能由高级的意旨结束。虽然原始资料没有适当的纪述，我们也可以想象安庆绪着人谋杀安禄山，史思明之杀安庆绪，史朝义之杀史思明和李怀仙之杀史朝义不仅是个人恩怨，而是叛军的组织之中必包含着多少的矛盾。这也和李唐皇朝内种种黑幕相似。肃宗作太子时，就受玄宗猜忌。他虽在光复长安之后，迎太上皇还都，但是后来即听任宦官李辅国之议，迁太上皇于西内。《新唐书》的“宦者列传”即说“玄宗以迁崩”。官方的纪载则是玄宗与肃宗几乎同时去世，相去只十二日。这还不算，代宗李预之即位也要杀张皇后除宦官李辅国。此类事情既重叠不断地发生，我们也不能仅是埋怨人心不好。而必须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所想控制的过于庞大，引用的原则过于简单，当中笼罩着很多不尽不实之处，真有人事冲突时无法圜转，而只有走极端，甚至亲属也成世仇。我们在一千两百多年之后，也可以看出安禄山的叛变，表面是被剿灭，实际上是两败俱伤。唐朝的文官制度，经过武后和玄宗间的惨淡经营，渐有头绪，东南的物资，至此也能供应朝廷所在的地区，但是企图组织北方的国防线的计划，却经过此次变乱而永远无法实现。安禄山叛变的根据地，有如《新唐书》所说：“付授叛将，护养孽萌”，“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有了这段事实，再加上以后五百年的历史纪录，我们也可以想象安史之乱不仅是当日“九重城阙烟尘生”，而是随着这次事变呈现了一串严重的问题：中国的后方，有如裴耀卿对玄宗所说，“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而北方的国防组织，则因为战马的需要，光是“精密耕作”（intensive farming）不能保证其供应，而必须配入“广泛农业”（extensive farming），也就是要包含畜牧。因其范围之大，也不能不以少数民族作为组织上主要成分之一。这两种体制，是否能够共存？是否能受同一中枢掌握？而这同一的中枢是否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组成？“大历史”所提及的“第二帝国”，包括隋唐五代和宋。其历史的重心所在则是解答这一类大问题。本文选自《赫逊河河畔谈中国历史》，标题为编者所加。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介绍相关研究和著作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大历史观 • 数目字管理 • 官僚体制
作者|周雪光
来源|作者微博
前些日子，因研究再次择要阅读黄仁宇著作。在他的自传《黄河青山》页面上，不经意间读到他出生于1918年，猛然想到今年是黄仁宇先生诞辰100周年。这些年来，他的著作伴随着我的学术思考和成长，自己的若干学术想法是在与他的冥冥对话中发展起来的。故做此文纪念之。
一
还记得2006年前后阅读《万历十五年》时的震动。在第一章开始不久，黄仁宇这样写道：
“从皇帝到臣僚都彼此心照，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仅以礼仪而言，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我们的帝国，以文人管理为数至千万、万万的农民，如果对全部实际问题都要在朝廷上和盘托出，拿来检讨分析，自然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的祖先就抓住了礼仪这个要点，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
那时我从事田野研究已有一两个年头，在乡镇农村接触到基层官员活动，耳濡目染，对官僚体制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各种观察和一大堆困惑，感受千头万绪，伸手欲触却不及，犹如在一个漆黑的房间摸索了很长时间，苦于看不到整体。黄仁宇生动叙述的文字间不时插入的议论感叹，犹如这个黑屋中突然透出几缕光亮，让我一下子瞥见了这些情景事件的轮廓和它们间的关联，看到了一个大的脉络，随之连缀起一长串的镜头、观察和思考。
给读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恐怕是作者对中国官僚体制鞭辟入里的分析。我大致同意作者自己的评价：“就一本书的篇幅而言，《万历十五年》可能是对官僚管理制度最无情的批评。”（《黄河青山》）当然，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篇幅更为精炼，批判也更为集中尖锐，但那是社会科学分析的著作，着重于不同的侧面，与黄仁宇的史学风格不可简单地加以比较。
然而，这正是我想强调的一点：黄仁宇几乎从未使用过社会科学的分析概念，似乎对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并不熟悉，但他的文字中处处透露出社会科学的眼光、视角和分析性。正是这一视角使得他在史料的片段缝隙间看到了大历史的脉络，进而强调从整体上、长时段来认识解读中国历史现象。这与史学界通常的断代或专题的研究风格迥然有别，眼界不同，让我们看到引人入胜的另外一片风光。我在阅读《万历十五年》时曾多次感叹，如果有心提炼概括，这本书每一章涉及的主题、概念和内容，都可以写出一篇高质量的社会科学论文，而且无需大动干戈地增补新的要素。当然，这种社会科学论文的效果一定远逊于黄仁宇的文笔。
黄仁宇的写作风格令人印象深刻。有些评论强调其文学性的叙事走向通俗化、普及化，有助于史学研究的传播。我却以为，他的叙事文字实在是说理的载体；他试图借用生动的叙事道出多年的感悟和道理，所谓“特有所寓而言也”。这种宽放生动、夹叙夹议的文笔提供了思想驰骋的天地。只言片语议论的点睛之笔，恰好点到为止，给人广阔的想象空间，有引而不发跃欲之的效果。
不妨将《万历十五年》与史学家李开元的《秦崩》做一比较。前者给人更多宏观层面着眼、社会科学分析性的侧面，而后者更贴近史学背景，微观着眼，连缀史料，更多表现出描述细致、语言生动和情节引人入胜的文学性色彩。两位史学家文风相似，但在实际问题上的着眼点和开掘方向上很是不同，各领风骚，反映了各自的知识结构和兴趣所在。
二
这些年来读到学人关于黄仁宇作品的各种讨论评价，褒贬誉毁不一，正面的如李开元谈及，黄仁宇著作影响了他自己的学术追求；也读到关于黄仁宇研究工作的种种非议，如资料上的“疏漏”，文本上的“误读”，等等。黄仁宇自己也承认，资料的精细整理工作不是他的特长。
黄仁宇作品的最大贡献，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并用生动形象的文笔来有效地传递给读者。他的视角帮助读者跳出构建固化已久的思维习惯和话语体系，从大历史维度来冷眼旁观历史上官僚体制中的林林总总的现象，让我们看到一些以前不曾看到的、或不曾引起如此共鸣的侧面，从而得到新的启迪和感悟。
从社会科学角度来阅读黄仁宇作品，恰恰扬其长避其短，更好地彰显了这些作品的意义。社会科学与史学研究方法有着不同特点。史学研究强调史料的最大化占有，把握准确，考据缜密，一锤定音。而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研究工作，永远都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作品。其作品无论是在资料上，在理论逻辑上，在应用边界上，都有待进一步检验，有待进一步修正。因此，某一研究阶段上的资料不足和“疏漏”是可以包容的遗憾。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缘故，黄仁宇的作品在史学界颇有非议，但在史学界外有着广泛影响。
黄仁宇作品启发了我的思考；我的思考又引发了黄仁宇的几个重要观点的异议。其一，黄仁宇在其作品中反复强调“数目字管理”不力是导致传统中国治理无能为力的核心所在。据此，他以为高度组织起来的新中国解决了这个问题。“透过土地改革，毛泽东和共产党赋予中国一个全新的下层结构。从此税可以征收，国家资源比较容易管理，国家行政的中间阶层比较容易和被管理者沟通，不像以前从满清官廷派来的大官。在这方面，革命让中国产生某种新力量和新个性，这是蒋介石政府做无法做到的。”这些陈述均是事实，其解读评估也不无道理。但黄仁宇没有注意到的是，治理技术和组织能力也是一把双刃剑，有其代价：支撑数目字管理背后的组织一元化，可能会加深和激化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这一基本矛盾，诱发国家治理理性化发展的新的困难和挑战。
其二，黄仁宇感叹中国社会上下层组织关联松散不力的“潜水艇三明治”结构。但他的作品同时展现了皇帝多年不理朝，而国家机器运转如常的现象。这些不同侧面无意间描绘出一个“黄仁宇悖论”：一方面，上下层组织联系不力，另一方面，政治秩序坚韧稳定。这一现象似乎不能依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所言，简单归于“获天助也”的缘由。以我所见，黄仁宇忽视了中国历史上导致组织松散关联的其他要素，特别是观念一体化的制度基础。这是一个有待开掘的课题。
国人通常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将帝国败絮其中的窘境袒露于世，自此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和反思传统文化的近代思潮。黄仁宇自称，他的《万历十五年》将帝国隐患的危机问题提前了250年，从1840年提前到1587年（即晚明的万历王朝）。这个时间尺度是什么意义？想象一下，鸦片战争距今天才不过178年之遥。
黄仁宇作品的意义，主要不在于他讲对了什么，而在于他的独到视角激发起我们的思考和想象。
三
黄仁宇作品让我尤有兴趣的另一缘故，是作者袒露自己的身世经历，从戎马军旅生涯，到美国读研教书，与美国汉学家的艰辛交往，与李约瑟的剑桥合作，到后来被无辜解雇的遭遇等等，以及作者在人生旅途上的心理活动和反思。这些生命和心理历程的脚印为我们解读他的作品和情怀提供了一系列坐标，成为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极好标本。这也使得读者有可能与作者进行心灵交流，这一点是解读学术作品可遇不可求的机遇，尤为珍贵。
黄仁宇目睹体验了民国时期社会松散和山河破碎的局面，经历了弃笔从戎的抗战过程，在异国他乡读研任教形成了他的知识结构。由此而来的切肤之感和思考，浸入当代史党派之争又超越之，给了他别具一格的眼界和感悟。诸多的洞见，如海滩上闪亮的贝壳，在黄仁宇作品中俯拾即是。不妨随手摘录几则。黄仁宇观察道，中国历史上的税制不只是经济制度，更是一种文化制度；帝国官僚体制惯于以意识形态的种种手段来弥补技术不足，如道德治国，等等。他注意到：“明朝或清朝政府都没有货币工具，政府不鼓励管理不到的经济活动。在很多情况下，政策几乎等于压抑国家经济中较前进的部门，以便和较落后的部门同步。一致性可以降低区域间的不平衡。…… 这个体制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和外国的接触必须小心过滤，以免破坏微妙的平衡。” 也正是这一眼界让他发出如此感叹：“在没有议会制度的情况下，五四运动要求开庭时，双方进行延长[漫长？]的武装辩论。”
以我所见，黄仁宇在抗战时期的亲身经历给他的大历史史观打下了深深烙印。他反复强调的传统中国缺乏“数目字管理”技术能力的观点，可以说是他观察到的中国社会一盘散沙和官僚体制运转固滞状况的历史回响。再如，《万历十五年》中“戚继光”一章表现出对政治与军事、将与士、国家与军人间关系的精微体会、知识准备和独到领悟，这无疑得益于作者军旅生涯的观察思考，而不是从书本上习而得之。
黄仁宇回忆录《黄河青山》中的两则故事尤其令我心动。其一是他谈及建立自己的中国史观的感受：
“我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训练来自中国，但我对历史的了解，包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住在美国数十年所发展起来的。我可以说，如果没有离开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这番认识。如果我只在这个国家住了五年或十年，也不会有相同的了解。…… 我阅读的东西，听过的对话，在中国见证的事件，都只有在我迁居多年后才产生意义。由于离主体很远，又有够长的时间来发展后见之明，终于可以轮到我说：‘我懂了’。”
这段话里提及诸多要素：中国文化的深厚背景包括语言训练；不同角度下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和反省；长时间异乡文化浸染中潜移默化而来的感悟；我再加上最为重要的一点：一颗不停思索和质疑的心灵。在一一掂量了这些要素后，我也可以放心地说：对于黄仁宇的这段话，以及他谈及的阅读、对话和事件经历，“我懂了”。
另外一则故事。黄仁宇在回忆录中提及他在读研期间的思想转变，“接受命运预定说的同时，我也甩掉了中国文化要求集体化的最后一丝负担，开始独立思考，就像在四百五十年前的宗教改革期间，怀着同样信念的人也采取相同的做法。”这段话引起我的共鸣，让我想起自己在读研期间的类似经历。在研一结束时，因为新获得的知识与以前接受的理论观念、思维模式发生激烈冲突，苦苦思索欲罢不能，索性利用随后的一个暑假，阅读各种书籍，写了几万字的读书笔记来理清思想，说服自己。当我最后放弃了旧的思维定势、接受新的worldview后，真有沐浴春风、脱胎换骨之感，从此在学术旅途上找到了自我，一直走下去，未曾驻脚踌躇、回首反顾。
仅以此小文纪念黄仁宇先生百年诞辰，感谢他的作品对我学术思考的影响，感谢他的作品提供了一次心灵交流的机会。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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